1 问题的提出

只要武术的各个分支未实现彻底的分化——从武术大家庭中分离而自立门户，不管是传统武术还是竞技武术，乃至学校武术、军旅武术、艺术武术等种种提法，都只是按照一定标准所作的划分，其本质归一。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诸如传统、竞技、学校、军旅、艺术等都是定语，用来修饰、限定、说明名词或代词的品质与特征，而武术是中心语，是一个词组中最重要的成分。因此，本文所谓传统武术，是为论述方便起见——与流行说法相一致，并非为武术的“多本质论”“站台”。

1.1 传统武术的概念

对于“传统武术”的概念，学界已进行了一些探讨，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周伟良^[1]将其定义为：“所谓传统武术是指，在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至今的，以套路、散打包括功法练习为有机活动内容，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方式，以提高技击能力为主体价值，注重体用兼备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于志钧^[2]则认为，传统武术即“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民间技击术”。李龙^[3]将传统武术定义为“诞生于农耕文明社会，至今依然主要依托于民间习武群落，以拳种为基本单位的各种武术流派和门派的总称”。张长思等^[4]通过对前人定义进行利弊分析，将传统武术的概念修正为：“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理论依据，以拳种为存在形态，以套路、功法、散手为主要活动内容，以单势、拆招、喂手、功法、格斗对抗等为有机训练方式，以提高技击水平为宗旨，以技进乎道为最高价值追求的武技、武道修炼体系。”邱丕相在一篇访谈文章^[5]中指出：“虽然中国武术历史很长，但真正形成与今天的武术相关联的武术形态是宋代以后了，更确切地说是从明代开始的。”“拳种、流派主要是从明代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的传统武术主要是明清以来民间武术的后续。”

本文无意再对“传统武术”进行新的界定，但结合上述几种较具代表性的概念，认为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1）虽然人们说传统不是僵死的存在，而是从过去流经现在并指向未来，但其毕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所以传统武术在时空上侧重于指过去所产生的武术形态，它的有些内容绵延至今，区别于官方的竞技武术而主要在民间开展，有些则已消亡。

（2）“过去所产生的武术形态”中的“过去”，指从原始社会直至今天以前的这段时间，还是如周伟良、于志钧2位学者所界定的整个古代（农耕）社会，答案的关键在于对“武术”如何进行界定。世界上武术的形式很多，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武技活动，只不过有些发展得较为成熟、先进，从而得以为其他民族所知晓，如中国武术、欧美拳击、巴西柔术、泰国泰拳、日本柔道、韩国跆拳道等。然而，武术一词本身就具有民族属性，是“中国武术”的省略语，所以，武术的内容一定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武术发展从古至今，源远流长，法脉不断。田金龙^[6]通过对出自不同时代的2篇经典武术文本《越女论剑》和《太极拳论》进行对比，提出“春秋战国是剑文化时代，明清是拳文化时代”，并指出“二者的理法如出一辙，甚至连行文结构都惊人地一致”。拳种这一武术“本土方”^[7]的形成，将徒手和器械包容进一个完整的结构中，形成包含功法、套路、拆招、喂手、散手等在内的独特技术体系，代表着武术的基本定型，也使武术迥然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武技形态。严格地讲，“过去所产生的武术形态”中“过去”的时间界定应以拳种形成为节点，即如邱丕相所言，“真正形成与今天的武术相关联的武术形态是宋代以后了，更确切地说是从明代开始的”。笔者在之前的研究^[8]中也曾指出：“传统武术概念的时间界定不应是整个农耕文明时代，因为‘以套路、散打包括功法练习为有机活动内容，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方式，以提高技击能力为主体价值，注重体用兼备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显然是明清时期所形成的拳种才具有的特征。”

（3）推敲人们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理论研究中提及“传统武术”时的具体指向，往往也是成形于明清、成熟于清末民国期间的拳种。一方面因为它是中国武术区别于他国武术的重要特征，每个时代的概念界定都具有时代特点，今天为传统武术下定义，是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对其进行界定的，当提及武术时要考虑到它与国外同类活动的民族区别；另一方面，传统武术（包括其变异形式，如以拳种命名的武术竞技比赛项目）至今仍是武术的存在形态，并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大潮中具有强大生命力。当然，拳种及其寄身的民间武术界也并非只有精华没有糟粕，如杨建营^[9]就曾对民间武术界存在的“门户之见”“保守保名”“暴力残酷”等文化糟粕进行批判性总结，这是传统武术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扬弃的方面。

1.2 传统武术打之功能

打是技击一词的通俗说法，而技击被学术界多数人认为是武术的本质属性，打对于武术的重要意义可见一斑。由于现代社会中武术与体育的嫁接性产物——竞技武术产生了分化，人们在谈论武术的打时，其目标指向散打运动，对于竞技套路不具有打的功效也已基本默认，所以，在现代语境中人们谈论的武术之打，一般都是对传统武术而言的。从理论层面分析，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的打之间存在程度与范畴的差异，前者是体育竞技之打，后者则类似于军事战斗之打而以致伤与致死为目的。

从现实层面考量：①体育之外的打斗形式往往为现代法制社会所不容，致使传统武术展现其打之能力的法定地界与包括竞技武术在内的所有武技类项目重合，因而只有现代体育擂台存在。②当今光影传媒即时、广泛的传播效应，使擂台较技的过程和结果迅速公布于公众面前，成为人们对打进行价值判断的主要乃至唯一依据。③传统武术致伤与致死的技术一般包括各种反关节技术和击打人体要害部位的技术，但“一方面，这些部位的击打技术是否为武术所独有，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一般经验看，一个人即便未曾习练过武术，只要具备基本人体活动能力和对人体要害部位的认知，在打斗时皆会选择且能够做到打击对方这些部位，如踢裆、插眼、基本的反关节技术等。另一方面，武术技术训练中有没有针对这些技术的专门训练，或者说，这些技术的可训练性到底有多大”^[10]。

关于传统武术之打的效果，长期以来，既有神秘、拔高的一面，如很多人认为其功效奇特、威力无比，反映在艺术作品中则有不无掺杂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功夫天下第一”的经典台词，也有随神秘面纱被揭穿而遭受质疑的一面，典型者如前几年发生的“闫芳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徐雷约架”“徐丁比武”“徐田比武”事件，媒体大量跟进报道甚至进行炒作和渲染，虽然提高了武术的知名度，却使其损失了美誉度^[11]。背后原因既有民族情感，也不乏利益集团的干涉。然而，在当今愈加开放、透明的社会中，在视听传媒成为主流传播手段的文化生活中，一味选择逃避终究也是掩耳盗铃，直面现实、分析缘由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新路方为智举。本文对传统武术打之功能提高的途径、利弊及展望进行研究，其立意即在于此。

本文在前期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立足“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从打之功能实现的训练学理据入手，剖析传统武术实现打之功能的路径并分析其利弊得失，最后落脚点在对打进行肯定的同时，为传统武术打之功能的当代开发提供思路，以点带面，使传统武术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以文化的名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

2 传统武术主要通过提高习练者体能实现其打之功能

“在中国文字中，技，巧也，从手支声；而击，原指车相碰撞，后引申为敲打、击打之意。二字合成的‘技击’概念是偏正词组，其中‘技’为手段，‘击’为目的，合起来用以表示借助于身体技能、技巧的暴力性应对打斗博弈”^[12]。由此可见：技击（打）须是在人与人或人与物之间完成的一种行为，利用一定技术发生了碰撞并产生出“暴力”效果方能称为技击；反之，一个人完成的动作，即便有打击意向或攻防含义，却因缺少满足技击的必要条件，只能称之为具有攻防属性的动作，而不能称之为技击，构不成打的要素^[13]。

打之含义决定了其实现的方式。与打之含义相对应的是现代运动技术体系中的格斗对抗性项目。已有研究^[10, 14]表明，在分化思维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助力下，现代格斗对抗性项目在训练打的方面走到了时代前列。所以，对于传统武术打之功能实现途径的讨论，格斗对抗性项目的已有经验可鉴。

无论哪种格斗对抗性项目，为提高其自身规则允许范围内的打的功能，都包含练体和练用两部分训练内容，即传统武术中所谓的“知己功夫”和“知彼功夫”，在实际操作中严格贯彻“实践出真知”的理念，落实在日常训练中，真正做到练体和练用兼顾，即“发展其‘体’，以增强其‘用’，明晓其‘用’，以规范其‘体’”，前者直接服务于后者，并以后者的表现作为检验绩效的标准。正因如此，伴随当代运动训练的快速发展，出现“以赛带练”“以赛代练”“以打练打”的训练方法新探索。

这种训练方法上的新探索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训练目标和实施途径的统一，使平日所练内容直接针对将来的比赛，训练过程变成对训练目标一次又一次的“中的”尝试，在无数次“试正”与“试误”的比较中，优化习练者对打之时空、力度、虚实等制胜要素的精准把握。这并不是说现代格斗对抗性项目摒弃了练体内容，实际反而非常重视，如拳击的空击、打把练习向来被作为拳击训练课的必练内容，只是这些尚属于“基础性工作”，欲取得最后的成功，必须加强训练针对性，把“以打练打”（虽然其训练方式多种多样）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予以认真对待，并用其对练体内容中出现的偏差进行及时调整和纠正，即所谓“打中求理”，以最大程度地服务实战水平的提高。在对这种实践操作的严格贯彻过程中，现代格斗对抗性项目走上了提高打之功能的“捷径”。

传统武术是通过什么途径提高自身打之功能的呢？通过对大量有关拳种训练资料进行研究发现，传统武术并未形成现代格斗对抗性项目所普遍具有的强针对性训练方法体系。在笔者对多地拳种技术的学徒式观察中，也很少看到与之相似的训练行为。换言之，很多传统武术拳种所采用的往往不是直接方式，而是间接方式，试图通过某种“中间物”的练习实现自身技击功能的提高。当代著名武术家王培锟在《漫步武林》^[15]245中指出：“中国武术中的套路运动推广较早，发展也较成规模。对抗性项目那时虽仍在民间自发流行，但各拳派自己传承，只认自家招，不识他家法。大多表现的形式是说手多、喂手多、拆招多、说招多、浮夸多、实战少，或仅以与实战相去甚远的套路动作的攻防含义取代之。传统的旧思路影响了技击术的交流与发展。”王培锟论述的时代语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的几十年，但审视近代以来许多有关武术训练方面的文献资料，其所描述的武术训练状况并非局限于此，而是从近代开始就已成为传统武术主流的训练模式。蔡龙云等^[16]指出：“在（明清以降）这段历史进程中，火器的发展逐渐取代了冷兵器，使武术在军事中的地位大为衰减；在民间活动中，对抗形式的散手、击剑、刺枪等虽在各家内有所传练，毕竟因安全问题难以解决，未及套路运动发展来得迅速。”

寄希望于通过练习“知己功夫”的间接方式提高打之功能，在“全球化”社会以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可能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彼时武术（人）所面临的对手是非武术（人）^[14]，但进入现当代社会后，开放的舞台扩大了武术之打的参照系，产业的刺激开放了武术之打的固有门户，令其不仅要面对非武术（人），更要面对作为同类的各种域外武技项目。后者由于普遍受到西方“分析还原”思维影响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如格斗护具的开发为其常规化开展实战训练奠定“物质基础”，近现代日本武道中“长沼国乡研制的竹刀与护具，让持竹刀进行直接接触式对劈的安全性得到保证，使剑术格斗技术的教学产生质的飞跃，此后学习剑术的人大幅度增加”^[17]18），训练目标更加单一明确，训练手段更加先进精准（如运用哑铃、壶铃、健身球等器材进行力量训练不仅更加全面，而且针对性更强），训练模式更加科学（“以赛带练”“以赛代练”“以打练打”即是其创新成果之一）。武术传统的训练程序尽管除打之外还衍生出健体养生、修身养性、审美怡情、技近乎道等其他方面的功能，但多元兼顾的同时也意味着致力方向的分散，仅就打而言，训练因素的相对滞后必然导致其进展缓慢。

另外，西方体育的项目化操作模式不仅使武术体系内产生了与其完全适应的竞技武术，而且对传统武术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许多传统武术比赛基本沿用竞技体育的竞赛模式，要“练”就是纯套路比赛，要“打”就是纯对抗比赛，将二者按照“项群”的逻辑截然分离。比赛对训练的导向性作用无疑会削弱甚至截断传统武术原有训练程序之间的联系性；实战护具的缺乏或未能广泛使用也使传统武术在练与用之间不能实现有机转化，前者无法对后者起到直接支持作用。例如，虽然传统武术在套路环节之后设置了“拆招喂手”等环节，却由于许多附加条件的存在，距离真正实战甚远。当“喂手”向“散手”过渡时，由于未能解决人身安全问题，“喂手”和“散手”两环节之间严重脱节，即便偶有“触电”也不能保证大面积推广普及。例如，战国时期赵文王喜观“斗剑比武”而致“岁死百人”，《唐书·宦者刘克明传》记述，角抵这一徒手搏斗可导致“碎骨、断臂、流血中庭”^[15]211-212，民国中央国术馆举行的“国术国考”中，仍是“鲜血淋漓”“类同鸡斗”^[18]。如果平时训练中的安全防护问题已经解决，那么实战护具在这些较为正式的场合中更应有所使用。可见，实战对打所需的安全防护措施的缺席是传统武术由条件性实战向实战过渡的一个难以跨越的时代性技术局限。

传统武术“功法、套路、拆招喂手、散手”的训练程序在形成之初，各个环节间可能具有较紧密的逻辑递进关系。明代戚继光、俞大猷、程宗猷等创编的拳械套路，其招势乃直接从技击实战中提取，因而通过拆招喂手，进行一定时空调适后能够回到技击实战中；且在冷兵器作战仍占据军事战争主流之时，这些招势招法也更有机会得到实战的检验，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的“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良性循环。邱丕相等^[19]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侧重点将古代武术（包括传统武术）定义为“技能的武术”，指出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徒手或器械的实用格斗技术”。后世很多拳种流派的技术创造并非出自直接的技击实战（或是用理论而非实践规范和矫正技术，典型者如用“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八卦学说”解释技术，虽然使后者获得了“文化黏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实践对技术的解释权；或是在同类技术间进行比附，如形意拳创始人姬际可的“脱枪为拳”，一些拳种模仿其他拳种之徒手、器械完整结构的“依拳造械”；或是对其他技击行为的“象形取意”“效形悟意”，如各种象形拳的创造），其技术结构的时空规定不可能与实战语境完全对应，所以在将其套路中看似具有攻防含义的动作进行“拆招喂手”练习时会发现，除非这种技击仍是条件性的，否则完全放开式的实战练习会使套路技术结构被彻底打破、面目全非。《武林大会》等赛事中之所以会出现不管什么门派上台来打，到最后基本都是一种技击风格的现象^[20]，其根本性的实践原因即在于此。

综上所述，很多传统武术拳种的技术有一个随历史演进而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其主导因素可能是时代变迁中（冷热兵器交替）传统武术的价值追求由相对明确单一到多元模糊的转变。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习武者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作为“正宗”“规范”的技术之“体”和习练者的身体之“体”上，从而忽视了在今天看来对技击实战具有更大效力的“用”。如果传统武术习练内容并非直接对应“用”的目标，传统武术的训练程序不能直接支持其打之功能最大化，那么，它更多地是通过提高习练者的体能在相对有限的程度上兑现其打之功能。这是因为攻防无分彼此，既然在彼的一方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取得突破，就只能将作用力转向己身的强大——集中表现在体能上。很多拳种门派习练都以追求劲力为宗（无论是外家所表现之“外劲”还是内家所追求之“内劲”），既能说明前人对于劲力在技击实战中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在客观上反映出传统武术在训练内容与训练目标之间的间接性特点——这种劲在本质上是“反求诸己”的，只包含了习练者一己之劲，而实战的逻辑则是己劲与彼劲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博弈消长。

3 传统武术打之功能实现途径的利弊

与其他事物一样，传统武术独特的打之功能实现途径所带来的现实效果兼有利弊。正所谓“明得失，知进退”，对其深入分析是进行发展路径选择的前提条件。

3.1 传统武术打之功能实现途径的利

（1）传统武术独特的打之功能实现途径使其得以超越同类而成就一个庞大的技术体系。“武之为武”的规定要求传统武术必须追求打，否则其自身作为类的存在合法性会产生危机。实践证明，打作为一种功能，实现途径并不局限于一条，正如促进健康价值实现的运动方式不止一种一样。武术恰在这方面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条件所决定，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息息相关。虽然以今天“效率优先”的评价尺度看，其功能的相对低下说明传统武术实现打之功能的途径（或手段）相对落后，但一味追求效率的极致化也令其他武技活动不得不过滤掉很多内容，只留下最有效服务于打的那部分技术，最终只能成为一种现代格斗对抗性项目。

研究表明，比赛中使用简捷动作得分的频率明显高于其他动作。如张红盼等^[21]对第11届全运会男子散打比赛的技术运用分析发现：运动员使用直拳的比例高于摆拳和勾拳，更明显高于转身鞭拳以及其他拳法，在腿的使用频次上鞭腿相对于其他腿法（如正蹬、侧踹以及转身腿法等）具有压倒性。在2017年全国跆拳道锦标赛中，运动员横踢技术的运用频率明显高于其他腿法，横踢技术相对于其他腿法显示出更加快速、直接的特点，备受运动员青睐^[22]。可见，在现代格斗对抗性项目“唯效率马首是瞻”的评价尺度下，越是简捷的动作使用频率越高，得分比例也越高；相反，动作内容越多，技术环节越繁琐，在实战对抗中使用频率越低，以至慢慢消失。冷酷无情的竞技现实使现代格斗对抗性项目的技术趋于扁平化。

传统武术在追求打之功能实现的同时也兼顾审美、修身、养生、悟道等价值。功能多元化的前提是结构的多样化，这使传统武术除直接服务于打的技术外还有许多其他内容。这些内容有些虽与打相联系，但不一定很紧密，不乏理想化和艺术化成分；有些可能并不服务于打，但由于某一方面原因也被纳入传统武术技术体系中（如鸭形拳），促成其拥有瑰丽宏富的技术体系。而且，仅格斗对抗项目就包括散打、推手、短兵、中国跤等多种，既有击打型也有黏连型，既有徒手也有器械项目群。

（2）传统武术独特的打之功能实现途径令其得以成就技➝艺➝道的目标升华，从而超越其他许多武技项目在习练者身上普遍存在的青春局限，成为一项可不断习练、终身受益的活动。技击价值的提高需要“制胜因素”的支持，而支持技击的力量、速度等重要制胜因素都会随人生理年龄的增长而不断衰退，所以，格斗对抗性项目的习练者具有较大的年龄局限性。在传统武术“功法、套路、拆招喂手、散手”的打之功能实现途径中，习练者在套路环节可获得2条并行不悖的修炼路径：①外向式的由拆招喂手、试力比巧而追求打之功效；②内向式的由技向艺的目标转变而导向求道、悟道之途。众所周知，艺术“越老越值钱”规律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其时间绵延跨度的情感认同，传统武术由技向艺的转变恰好契合了这一规律，其模糊的“境界说”代替精确的成绩计算，使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摆脱时间限制，成为可以终身追求的目标。传统武术独特的打之功能实现途径使其超越一般对抗技术所具有的阶段性特点，更广泛地融入人生的整个过程，更深入地影响人性中的各个方面。这正是太极拳能够被称为“哲拳”、少林拳被作为参禅悟道“法门”的一个重要原因。

（3）传统武术独特的打之功能实现途径使其获得了寄寓文化内涵的载体，从而促成其与中华传统文化各方面的融合，成为当代传承、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载体。杨建营^[23]指出，中国文化是“做加法”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做减法”的文化，力求“优➝再优➝更优➝最优”。其他武技项目对打之功能的极致化追求令其实现途径趋于简化，这是它们能够具有较强推广、传播优势的原因之一。但像拳击那样最后只沉淀下直拳、摆拳、勾拳的技术结构，且其技术轨迹、力点、用力方式、击打目标等都直接对应着对手某个特定部位击打效果的最大化，目标的极度聚焦既令其难以达成目标技术，也很难为技术之外的其他人文内涵提供附着载体。传统武术打之功能的相对弱化是因其操作上较为复杂的实现途径，而技术结构的复杂正为内涵丰富的思想文化提供了“容器”。

同样以拳为例：在拳法种类上，除与西方拳击相对应的冲拳（直拳）、贯拳（摆拳）、抄拳（勾拳）外，还有砸拳、劈拳、栽拳、崩拳、撩拳等；在拳型种类上，除拳击“四平拳”外，还有“太极拳虚握的‘空心拳’、通背拳中指突出形若鸡心的‘尖拳’（或曰‘中拳’‘透骨拳’‘凤眼拳’）、醉拳的‘端杯拳’、螳螂拳的‘刁手拳’”^[24]，以及西北通背拳系拳眼朝下、拳轮朝上的“反冲拳”；在用力方式上，既有长拳体系讲究的发长劲、放长击远，也有岭南拳系讲究的近身短打、发寸劲，既有太极拳的“绵里藏针”“以柔克刚”，也有形意拳的“直来直往”“刚如炸雷”；在击打目标上，区别于西方拳击只以面部和躯干部位为击打目标，武术的击打目标与其“无一处惧打，无一处不打人”的理念相对应，对方周身上下、前后左右都进入击打范围，这也为不同技术的创造提供了条件。正是具备了如此丰富多彩的技术载体，这些技术的产生均蕴含特定地域因素、风俗特点和审美旨趣，既可与儒、释、道、兵、医、墨等传统思想文化相会，也有独属于武术的关于“两两相当”攻防无限可能性的“乌托邦”想象和解读^[25]。它们通过类比、联想、推理等方法与武术技术凝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成就具有“以技证道”特色的、全面反映中华文化的“全息相”。而且，即便仅从语言学角度看，与传统武术技术体系相对应的博大宏富的术语体系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性的体现^[26]。

除非武术不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不然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后者，需要前者这样一种独特的技术结构作为“寓道之器”，从而也注定了前者独特的打之功能实现途径。

3.2 传统武术打之功能实现途径的弊

传统武术打之功能实现途径的最大弊端是它的非直接性特点所导致的打之功能的相对低下，令其在普遍以效率为评价尺度的当代社会，特别是在青壮年人群中丧失“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相对应的是，实效性、时效性在人们价值观念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看待事物、处理人生的价值观念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暴露出越来越多问题：在宏观层面，国家与国家间的恶性竞争导致战争隐患、资源在不断匮乏的同时又被大量浪费、自然环境被污染等；在微观层面，就人的生存境况而言，绩效价值观所导致的一味追求优胜、奥林匹克推崇“更快、更高、更强”的发展逻辑向社会各行各业的渗透蔓延，使得越来越多人涌向城市，造成生活空间拥挤不堪、生活节奏加快，人的身心经常处于焦虑、烦躁状态。成绩至上、只争第一的竞技思想在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无体现，几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种对“身外之物”的极端功利追求强烈逼迫着当代人的身心。国家层面提出的“五位一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发展理念，也是从宏观视角对为了竞争优胜而不顾一切的思维逻辑的纠正^[27]。以此价值观考量传统武术，关注点只在于它在同类产品中的效度如何，既要耗时短，还要效果佳，功能分化的现实和短平快的生活节奏使传统武术原有打之功能被遮蔽。

传统武术打之功能实现途径的间接性也为一些人故弄玄虚武术之打滋生了空间。但“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28]，随着谎言被戳穿，传统武术的形象受到严重影响。“徐晓东大战太极高手雷雷的事件，虽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但最终造成的结果是矮化了传统武术在人们心中的形象”^[29]。打之功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身体对抗过程中显现的，直观性强，竞争结果黑白分明、高下立判；立足传播学视角，受不同历史阶段传播手段的影响，古代人们对武术打之功能的评价依据主要来自听（口耳相传），而进入现当代社会则主要来自看（光影传媒），所谓“眼见为实”，从现代媒体中看到的各种带有“现场直播”性质的“擂台赛”“争霸赛”等，因兼具直观性和真实感而容易被人接受和认同。所以，强针对性的“以打练打”实现途径的选择，由于不得添加任何人为想象的因素，封锁了试图利用其进行沽名钓誉的通道。如果采取间接方式，悬置直观性的评价证明，有些人在利益驱使下通过“移步换形”虚化传统武术打之功能，如有人将太极拳“四两拨千斤”“凌空劲”“打人如挂画”等技击理想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现实化”，激起习武人士的反感，当以实际行动对其“证伪”后，给太极拳的实战性所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自“徐雷约架事件”发生以来，一些太极拳习练者不无带有自嘲意味地称“练太极拳就是健健身而已”，这也是一种面对现实后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

4 传统武术打之功能发展的未来展望

所谓未来展望，是在明晰传统武术打之功能实现途径的利弊前提下，做发扬优长、克服弊端的战略选择，其改革前提是解放思想、直面现实，其操作重点是对所存在弊端的克服。

传统武术打之功能实现所采用的特殊途径，决定了其打之效度无法与普遍采用单刀直入训练方式的现代格斗对抗性项目相抗衡，因此，急于上阵现代格斗擂台与其他格斗对抗性项目进行竞技，实属扬短避长、自取其辱的不智之举。这并非否认传统武术具有打的功能，它在现代格斗擂台之外、以非专业运动员为“对手”的技击语境中，依然可作为满足人们强身健体、防身自卫需求的手段。

然而，西方文化“唯效率马首是瞻”的思想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在当前竞争已全球化的生存环境中，传统武术在标榜自己多元功能特色的同时，也无法逃避人们将其所具有的某项单一功能与其他同类事物进行比较的命运。特别是“‘格斗狂人’对战传统武术‘大师’系列事件”，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本就将信将疑的传统武术打之真实的好奇心。传统武术界仅以“口水战”的形式进行回应，无法破解人们心头疑问，因而是乏力的，必须进行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和实际行动上的改革，使自己对接国际、汇入发展快车道，再慢慢“会通以求超胜”。

4.1 思想观念的转变

（1）应彻底摒弃长期以来弥漫在狭隘门户中僵化的保守思想。思想观念是行为的驱动器，欲变实践，先变观念。“当代传统武术习练者习武理念的错变和长期的习武惯性遏制了当代传统武术的发展”^[30]。所以，要打破“中国功夫天下第一”的极端民族主义幻象，面对传统武术打之功能的发展，要勇于直面现实，实事求是地思考与分析，寻求破解难题、走出困境之路。当面临相对落后的现实时，避而不谈、置之不理或采取“环顾左右而言他”的诡辩方式，显然不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也为日后出现更大的问题埋下隐患。一方面，正如有学者^[31]指出的，“徐雷约架事件”发生后，与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武术理论界在此关键时刻却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缄默；另一方面，一些传统武术习练者不是理性地、就事论事地分析问题，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是选择诸如“社会环境变了，传统武术不再以打为其价值追求”“打是等而下之的‘末技’，传统武术所追求的是超越性的道，旨在通达人类终极价值的哲学境界”等为回应策略，其答非所问式的诡辩论调无异于自欺欺人。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为何在此之前不管学院派还是民间派，都将“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属性？这在武术界是为数不多能够达成广泛共识的观点。当问题出现时，不直接面对，它只会随时间流淌而沉积以致严重。如果传统武术不从自身方面发现问题、探寻解决办法，其技击功能就永不会获得突破的动力，而其他格斗对抗性项目却一直在一条合规律、高效率的轨道上，不断使打之技术精益求精、打之功能优化升级。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封闭、保守的思维和逃避的做法只会使传统武术的技击功能随时间延长与其他先进格斗对抗性项目的差距越拉越大。

（2）应摒弃“传统就必须是古老不变”的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指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任何传统都是融汇创新的结果，在不断的融汇创新中又形成新传统。以射箭为例，“无论是射箭的物质文化方面还是精神层面，如对西方制弓技艺的模仿，对奥运环形靶与计分规则的使用，对和弓倡导的弓禅一味的追求等，中华传统射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欧美与日韩文化的影响。传统射箭文化不可能以其本来面目融入现代化”^[32]。对于传统武术而言，讲求功能的多元并彰显时代先进性当需择善固持。如太极拳创始人陈王庭的“忙来时耕田、闲来时造拳”一语道破了太极拳产生的文化背景，由此不难看出太极拳的价值属性在强身、健身之余，还有追求“世外”情趣、“心灵”幽情和归真的真谛^[33]，这无疑契合了当今时代休闲娱乐的一面。与此同时，也不能否定对某个功能向度最大化开发的现实诉求，特别是像打这一作为武术类活动相区别于其他文化活动的特色功能，在可能的范围内探索其时代超越之路无疑是必要的。以整体联系的思维审视，传统武术多元功能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

不少传统武术拳种流派的习练者都标榜本门武功技击功能的神奇与强大，用以招揽更多门徒学子，维护门派武术利益；但如果事实证明其在实践检验中不堪一击，传统武术的声誉在遭受重创的同时，人们不再选择习练也成必然。如果不习练传统武术，其诸如健身、修身、养生、审美等多元价值又当如何彰显？传统武术服务“健康中国”“文化强国”的国策，也岂非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应联系、辩证地看待打对传统武术发展所能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那种“时代已变迁，传统武术不再适合讲打”的认识，在人们对“武之为武，是其所是”的根深蒂固认知（“武”本意是拿起武器进行格斗，武术的含义就是拿起武器进行格斗的技巧和方法^[34]）和诸如“现代搏击术对传统武术”只能是一种逃避式的自我麻醉，事实上会葬送传统武术的前程。在保持传统武术多元功能现状的同时，积极探索提高其打之功能的新途径。这种新途径的探索既包括对传统武术拳种中值得挖掘、提炼的训练方式、方法、手段进行归纳总结，也包括对其他较成熟格斗项目进行移植、借鉴，然后再将其“传统武术化”。这就可能与一向保守的传统武术界形成冲突，转变观念、锐意改革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3）应及时将解放思想的成果落实到实践操作的改革中。由于打在武术多元功能中具有特殊性，表现在它是一种与本能相近而与文化相远的功能表达，所以关于它的探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要聚焦于其训练体系，而不是训练之外的其他一些“形而上”范畴。什么样的训练决定了什么样的功能。换言之：谈论传统武术能不能打、有多能打，除直接诉诸擂台实战一决高下外，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看它在日常是如何训练的，主要包括练什么、怎么练以及采用什么样的训练手段等；若对其进行改善，也要从日常训练的改革入手。

4.2 训练方法的改革

如果说现代格斗性项目与传统武术都以具有攻防属性的动作为基本训练内容，那么，从训练学角度，它们在打的功能上所产生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训练方法的采用。这是因为：①训练方法是使武术训练内容由攻防属性（练）兑现出技击价值（用）的“催化剂”；②不同训练方法的采用能使训练重心转移进而从根本上影响训练目标的达成。

打之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格斗对抗行为，这决定了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所有武技类项目训练方法的选择，其目标是在通过提高习练者体能为打之功能实现奠定必要基础的同时，关键要将其转化为最后的技战术能力，筛选原则是体、技能的战术化。

总体而言，一定要贯彻“实践出真知”的理念，将实战训练（法）作为常规性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安排在各个拳种的训练体系中。虽然武术自明清以来就讲究“舞对合彀”“打练结合”，有些拳种中也流传着“术必双人练，功在日积长”“要想通背会，还得两人喂”“各派自有各派法，体用不一难得法”等谚语，但一方面受科技条件制约未能创造出徒手实战所需的护具^[10]，另一方面由于“套路乃入门之法”^[35]，“所以一般弟子所能学到的都是武术套路，很少能接触武术的内核——技击实战。这些从未入门的一般弟子离开师父后，出于生计需要，也以自身习得的武术套路教人”^[9]，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有些拳种将武术“套路化”的倾向。这些因素导致所谓“舞对合彀”“打练结合”的训练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形成传统并加以推广普及，取而代之的则是出现诸如推手、黐手等黏连型实战训练方法，以及“点到为止”“悬而不击”等准实战训练方式，或是“由于没有了对抗竞技的平台，而‘私斗’又不能成为一种普遍，各拳种的习练者们只能通过讲手形式和单个‘势’的发力（劲）演示形式来验证和表达其格斗能力了”^[36]。不可否认，这种训练方法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如武术独特黏连型技击技术的创生），但就提高实战能力而言，由于它们尚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对己、彼技击时空的把握在准确度上仍有差距，此种训练方法所兑现的技击价值极为有限。

应将两两相当、开放式的训练作为传统武术必备训练方法。“技击”一词的题中之义如上所述，除包括实施主体外，还有作用的对象。多年来较广范围的走访调研发现，当前传统武术中的很多拳种：一方面追求打并将自身独特的击打风格作为显示优越性的标签；另一方面，在训练方法的采用上却是“以套路始、以套路终”式的个人独武，技击效果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靠习练者自己的想象而非与对手进行较量所获得的真实经验，其水平可想而知，理想性有余而现实性不足。“如果习武全过程自始至终都只是靠个人修炼，那练得更多的是身体和心性，对打斗能力的贡献率是非常有限的”^[10]。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些人偶尔将传统武术招法诉诸实战时会困惑于其很难运用的原因。

打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功能，所以，令其得到彰显的方式、方法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技击训练，辅之以个人化的独武而获得一定技击技巧和体能基础。任何只靠个人练习获得的能力，不管其实践体系和理论阐发多么系统、周全，其本质都是试图通过虚的训练方法兑现实的训练效果，如同为传统武术设置一个无法挣脱的“紧箍咒”，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兜圈子”，“小眩技巧以骇庸俗则可，游动斗殴以制敌人则难”。关于这一点，日本武道的鉴镜不可谓不明。众所周知，日本武道的技术训练体系包括两大块——型和乱取：型相当于武术中具有封闭性特征的套路；乱取则是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技击对抗训练。“而‘乱取’，特别是以剑术为代表的，运用竹刀与护具进行‘乱取’，是江户时期武术改革的代表性产物，开格斗武术风气之先，为武术还原于相搏的原本。对习武者体力、技术、智慧、心理的锻炼，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后世日本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7]28。在人身安全方面的科技限制问题已经解决的今天，传统武术应适时改革训练方法，将各种形式的实战训练内容融入自身训练体系，填补在该方面长期存在的缺失。

此外，建议将因袭已久的“功法、套路、拆招喂手、散手”的训练程序，改革为从较易兑现直接技击价值的招势练习入手➝条件性喂手实战➝散手➝套路练习。这样设计既能保证拳种技术的体系化传承^[21]，从而保持传统武术在文化价值上的优长，同时也能缩短传统武术打之功能的提升时间，由此产生牵引许多习武者继续习练的动力。而且，先实后虚、先技术再艺术、先物质后精神符合一般事物发展规律以及人的需求层次的正常演进轨迹，传统武术由打之实入手，之后再以套路形式追求武术独特的攻防艺术境界，才符合传统武术“由武入道”“技进乎道”的技术操作程序以及“由制人到制己”的人生修为路径，才是使中国武术既能在武术类项目最具特色的打之功能上与其他项目进行交流对话的同时，也保持自身技术和训练特点的可行路径。至于以往作为传统武术拳种入门的功法练习，由于其在实质上所起作用相当于现代运动训练学中的身体素质练习（包括一般素质和专项素质），所以应贯穿整个习武过程始终，而不能刻板地认为学会它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地进入下一环节练习。实际操作的具体安排要因人而异，既可作为基本部分训练前的热身活动，也可作为基本部分训练后的辅助、补充练习。而且，立足当下，应打破特定功法只服务于特定拳种的思维定势，广泛借鉴、采用现代运动训练学所开发的新的提高体能的训练方式方法，更好地服务于传统武术技战术的提高。

4.3 训练手段的借鉴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效训练手段的采用是达到训练目标的必要条件^[37]。实现传统武术打之功能迅速提升的操作途径，要改变长期以来以非实战方式训练实战技能的训练方法；而与改革训练方法相配套的技术保障，在于对打之训练辅助手段的借鉴、开发，将手靶、护具、露指手套等现代格斗对抗练习先进训练手段的发明创造，应用于传统武术特定训练环节中。如果说古代传统武术尚不具备这一条件，时至今日则有了现成答案，传统武术习练者一定要开放思维，积极利用好这一“后发优势”，不能因所谓民族主义的保守而对其拒斥（如认为这样做会丧失传统武术“出手见红”“一击战息”的技击特色），错失改变传统武术打之状况的机会。

目前，传统武术徒手训练中采用的手段与其训练方法相适应，一般只服务于习练者个人体能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用以提高个人功力水平的石锁、沙袋、木人桩等；在个人打拳和拆招喂手时，则基本不使用除习练者身体之外的其他任何辅助性训练手段，未能有效支持进行常规性对手实战所需的防护要求，成为传统武术由练（套路、招势）向打过渡的屏障。传统武术原有“功法、套路、拆招喂手、散手”的训练程序分别为：功法基本属于身体素质训练的范畴；套路是在一定身体素质习得基础上，进行关于打的方法练习，包括各种踢、打、摔、拿、靠等进攻技术和“引进落空”“直来横破”“高架、中格、低截”等防守技术；拆招喂手是向打进阶的过渡形式，为的是将套路练习所获得的“知己功夫”放到“两两相当”语境中进行锻炼，在套路技术基础上建立初级攻防意识和生理条件反射；散手则是兑现打之功能的集中训练形式，适应真实之打的快速而精准的攻防意识和“刺激-反应”能力必须借助这一环节才能获得。徒手护具长期缺席导致传统武术这一理想化的训练程序设置只停留在理论上，实际操作中最多进阶到拆招喂手阶段就戛然而止，“从实战出发”的散手在很多拳种训练中都付诸阙如。由此，正如上文所述，传统武术的训练更多是通过提高习练者体能而间接服务于其打之功能的实现，以及通过套路技术、拆招喂手获得一部分与真实之打尚有不小差距的攻防反应和能力，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传统武术打之功能的开发。包括护具在内的各种实战训练手段的采用有效降低了人与人之间进行对抗性练习时存在的安全隐患，令各种有利于提高习练者攻防反应能力的开放式训练方法得以顺利实施，是使传统武术“舞对合彀”“打练结合”训练要求从书本和口头走向运动场的“物质基础”，最终服务于在根本上改变传统武术打之功能长期难以突破的状况，融入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武技类项目的发展潮流。

5 结束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传统武术而言，要在今天及未来的世界武坛获得更重要的地位，不应是一个关门闭户的传统武术，而是在一个开放世界中的传统武术，是一个需要得到全世界承认的传统武术。所以，除保持和发扬已有的健身、养生、审美等功能外，对打之功能的开发也决不能被忽视。①从世界武技项目职业化、产业化发展大势看，实战对抗的比赛形式市场潜力更大，更能借助电子传媒获得广泛的曝光率和传播力，这是提升传统武术知名度、促其发展的捷径。②不得不承认，西方分析思维和现代训练科学的专项聚焦，使其关于具体领域的研究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其成果是通过直奔主题的训练途径及方法实现了自身特定功能的极致化。在此参照下，打之功能已成为传统武术的弱势功能，必须虚心学习，迎头赶上。

为提升传统武术打之功能：①应端正态度，只有直面现实才能理性、客观地分析自身利弊得失；②应转变一些陈旧的、与时代发展不符的思想观念，为实践改革扫清障碍；③应借鉴、开发相应训练手段，为训练方法的改革奠定基础，使传统武术在打的方面的训练真正回到“实践出真知”的轨道。在此基础上假以时日，传统武术再与其他专注于打、在实战擂台上已经探索了几十乃至上百年的格斗对抗性项目进行竞技较量，才有可能出现“任他巨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的局面。